第一，遗嘱的效力问题。濮泉生提出遗嘱只有龙书记一人签名且未经公证，不足以否定遗嘱的效力，应当根据遗嘱类型认定。如果遗嘱是龙书记自己书写的，那么不需要公证即发生效力；如果遗嘱是他人代写的，那么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见证，其中一人代写，且遗嘱人和见证人（代书人）均应签名；如果遗嘱是打印的，也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见证，且遗嘱人和见证人均应签名。至于濮泉生提出的遗嘱未经公证的问题，是否经过公证并非认定遗嘱是否具有效力的必要条件。

第二，党组织能否接受遗赠的问题。依据《民法典》第1133条第3款的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由此，党组织可以作为受赠主体接受遗赠。但是遗赠属于双方法律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124条第2款“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镇党委及时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接受受遗赠的行为符合本条规定。

第三，遗产必须是个人财产。从剧中台词可以看出，该6.2万元存款并不一定是龙书记个人的财产。如果存款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该笔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依据《民法典》第1153条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应当将不属于遗产的3.1万元分给龙书记的妻子。如果6.2万元中还有属于家庭共有财产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

第四，是否必须为妻儿保留一定遗产的问题。无论是《继承法》第19条还是《民法典》第1141条，均体现了遗嘱自由原则，这也是世界各国遗嘱立法的共性趋势，因此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应当以必要为限。《民法典》第1141条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既充分尊重了遗嘱人的财产处分权，又保障了有困难的继承人的扶养需求，还有助于弘扬人人自食其力的社会风气。但从剧中可以看出，龙书记的儿子年轻气壮，不满足缺乏劳动能力的条件，因此，依据《民法典》的规定，龙书记的儿子至少无权通过法律获得5.2万元。但是，龙书记的妻子如果达到了一定年龄，丧失了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那么应当为其妻子保留一定的遗产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