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黄金章、简玉燕。被告：罗开娣。黄金章与简玉燕原系夫妻。2012年下半年，简玉燕与罗开娣的弟弟罗招先关系密切，互相以家人相待。罗开娣之夫袁洪才于2012年9月5日，通过罗招先向简玉燕转账70万元。
2012年9月13日，简玉燕从房产中介处获知肖麦秋、肖世华要出售位于三明市梅列区乾龙新村的房产，到现场看房后表示满意，于当日支付购房定金1万元。9月18日，在房产中介的主持下，简玉燕委托其亲戚简斌为代表，与肖麦秋、肖世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条约，约定房屋转让价款为67.5万元。之后，简斌让罗开娣在该买卖合同落款乙方处补签名字。合同签订后，简斌依约分几次向肖麦秋支付了购房款。2012年10月18日，案涉房屋登记在罗开娣名下。案涉房产的钥匙，房产的权属证书、买卖合同、发票等资料均由简玉燕保管和持有，房产亦交由其夫黄金章管理和出租。
2012年12月7日，简玉燕与黄金章登记离婚，离婚协议分割的财产未涉及案涉房屋。2013年4月17日，案外人陈丁铭向列西农商行贷款，在简玉燕的协调下，罗开娣、袁洪才以案涉房产提供担保，并进行了抵押登记。因陈丁铭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及未履行法院对贷款偿还的调解协议，列西农商行于2017年4月25日申请强制执行，案涉房产在被执行范围内。
针对案涉的房产，曾发生过与本案有关联的诉讼。2017年6月2日，罗开娣以黄金章为被告，以简玉燕及房屋承租人蔡鸿萍为第三人，向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归还案涉房屋，并支付房屋占用费。一审合议庭认为，根据相关证据可证实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系简玉燕，罗开娣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遂以（2017）闽0402民初1547号判决（以下简称民初1547号判决）驳回罗开娣的诉讼请求。罗开娣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2017）闽04民终1402号判决（以下简称民终1402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现黄金章、简玉燕向三明市梅列区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案涉房产为黄金章、简玉燕所有；二、罗开娣应立即办理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手续。
针对本案讼争的房产，2017年和2019年发生了两次诉讼。由于两次诉讼的当事人基本相同，标的物完全相同，因此这样的诉讼可以称之为关联诉讼，相关的两个案件称之为关联案件。
（一）关联案件中对不动产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时，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审查确认物权登记的约束力
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依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登记具有设权效力和证权效力。不动产权属证书，是证明不动产权利的当然证据。在发生物权争议时，审查物权登记和权属证书资料，是认定物权归属的首选证明方法。但是，凡事都有例外，物权登记也是如此。
诚信原则既是民法总则第七条所确定的民法基本原则，也是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所确定的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中所作的“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的规定，正是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
本案中，讼争的房产权利人登记为罗开娣，但黄金章、简玉燕主张他们是该房产真实的权利人，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对此争议，人民法院不应仅仅形式审查物权登记情况，简单认定物权登记的约束力，而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从购房过程、付款情况、登记情况到房屋管理使用情况，全面审查相关证据和事实，以正确认定讼争房产的物权归属。而与本案关联的民初1547号判决和民终1402号判决，正是遵循此原则所作的判决。
在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也表现为对既判力的遵守。[2]既判力是生效判决对判决主文中的判断产生的约束力，也是生效判决对事实认定所产生的证明力。既判力有着客观范围和主观范围，前者是既判力的对事范围，后者是既判力的对人范围。[3]本案关联的民初1547号判决和民终1402号判决所产生的既判力，在对事方面，是对讼争房产物权归属所产生的约束力；在对人方面，是对本案各方当事人所产生的约束力。在没有新的证据和新的事实足以推翻关联的民初1547号判决和民终1402号判决的情况下，当事人提出与上述判决相冲突的主张，显然有违诚信原则，不应该得到支持。
（二）关联案件中对证据认定存在争议时，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审核判断
本案中，对于谁是争议房产的权利人，罗开娣以房产登记为证据，金章、简玉燕以支付购房款和管理房产为证据，各自证明了自己主张，但是各自的证明尚不能达到充分圆满和排他的程度。针对这种情形，最高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若干规定》）第85条第2款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在此，最高法院提出了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审核判断证据的规则。
认定案涉房产归属事实时，合议庭根据上述规定，借助日常生活经验，进行了以下几个层次的逻辑推理：[4]
推理之一：一般情形下，房产是普通购房者的巨额财产，购买前都会十分慎重地实地选看，并与出售者协商价格。本案中，选看房产、与出售者协商价格的是简玉燕；而房产记名人罗开娣只是事后在合同上签名，并未参与此前的购房活动。结论：在此购房环节，符合房产所有人行为特征的是简玉燕，而不是罗开娣。
推理之二：一般情形下，在保管房产交易资料、产权证书和管理使用房产等环节行使房产所有权的人，应该是事实上的房产所有人。本案中，简玉燕、黄金章在上述环节中事实上行使了房产所有权；而罗开娣在2017年诉讼之前的5年时间里，对此不持异议。结论：简玉燕、黄金章的行为与事实上的房产所有人的特征相符合。
推理之三：一般情形下，购买房产的付款义务人应该是购房者。本案中，售房者证明付款的直接义务人是简玉燕所委托的简斌；而罗开娣之夫袁洪才通过罗招先转给简玉燕的70万元，从时间上和用途上无法排他地证明是用于支付购房款。结论：简玉燕对出售者的付款行为符合购房人的特征。
推理之四：一般情形下，对于房产这种巨额财产，所有人不大可能为不认识的人提供担保。本案中，罗开娣与其夫袁洪才对案涉房产的被担保人陈丁铭并不认识，而简玉燕、黄金章与陈丁铭熟悉。结论：从以案涉房产为他人提供担保的行为看，简玉燕、黄金章更符合房产所有人的特征。
推理之五：社会现实中，有的夫妻双方在闹离婚期间，有可能隐瞒财产情况，甚至将财产进行转移。本案中，简玉燕解释，在购买案涉房产时，她正在与黄金章协商离婚，因此将案涉房产登记在当时关系密切的罗招先之姐罗开娣名下；在离婚登记时，也未将案涉房产作为共同财产分割。结论：简玉燕的解释，可以自圆其说，与离婚的时间基本吻合。
推理之六：大前提，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和《若干规定》第10条均规定，已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小前提，本案争议房产的所有权，生效的民初1547号判决和民终1402号判决认定为简玉燕所有，而罗开娣对此未提供新的证据予以推翻。结论：简玉燕对案涉房屋所有权的主张无须举证证明。
根据以上推理所得的结论，从选房看房、签订协议、支付价款、保管交易资料、房产权属证书到对案涉房产进行管理收益、为他人提供担保，黄金章、简玉燕的行为，更符合日常生活中房产所有人的行为特征。据此，二审合议庭采纳了关联案件对事实的认定结论，支持了黄金章、简玉燕对案涉房产拥有所有权的主张。
（三）关联案件中对实体裁判处理不统一时，应本着有利于维护人民法院裁判统一性的原则予以纠正
同案不同判，或者说类案不作类似处理，一直是一个饱受社会诟病的问题，也是一个影响人民法院裁判权威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法律的力量缘于权威，源自公正。法律必须有权威，才能彰显力量，赢得尊重。法律权威的形成，取决于法律的公正。制定法律要公正，实施法律特别是司法也要公正。而司法公正源自司法的个案公正和类案适法统一。这是法律有权威、被信仰，法治被崇尚的重要前提。”[5]因此，最高法院先后在第四个和第五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强调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在关联案件中更易被发现，更易引发争议，也更易成为热点。”[6]本案审理的正是关联案件，也存在同案是否同判的问题。
在本案一、二审审理之前，罗开娣曾就本案讼争的房产，以黄金章为被告、以简玉燕及蔡鸿萍为第三人，于2017年6月2日提起返还原物之诉。一审法院经审理，在所作的民初1547号判决中认定：根据相关证据可证实案涉房屋的实际产权人系简玉燕。据此，一审判决驳回了罗开娣的诉讼请求。罗开娣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的民终1402号判决维持了原判。而本案与上述生效判决是相关联的两个案件。本案一审中，在罗开娣未提供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一审作出与关联的民初1547号判决和民终1402号判决相反的判决，造成了同案不同判。
同案不同判，很大可能是，其中一案甚至多案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出现了问题。当然，如果法律和司法解释作出修改，或者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同类案件对事实的认定，另当别论。同类案件法律适用不统一、裁判结论迥然相异，其社会影响必然是负面的。本案审理中，一审判决在认定证据上不符合逻辑推理规则和日常生活经验，导致裁判结果与关联案件不同一，既影响实体处理的公正性，也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裁判的权威性。二审根据查明的事实予以纠正，支持黄金章、简玉燕的诉讼请求，既维护个案公正，也维护司法统一性和人民法院裁判权威。